中美贸易摩擦自2018年全面升级以来，全球贸易格局经历了结构性调整。在此背景下，跨境套利行为因政策差异、市场割裂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衍生出新的操作空间，但同时也伴随着复杂的系统性风险。本文从实务角度剖析当前环境下的套利机会与风控逻辑。

从商品套利维度观察，中美关税清单的动态调整催生了特定品类价差红利。例如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的机械设备品类，催生了东南亚中转贸易模式，企业通过第三国加工转换原产地证明，实现关税成本消减。此类操作需精准把握两国海关编码调整节奏，2023年美方新增的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使得相关产品经香港转口的物流成本核算模型需每月迭代更新。汇率波动套利窗口则呈现高频特征，美联储加息周期与中国人民银行逆周期调节形成利差，离岸人民币（CNH）与在岸人民币（CNY）价差多次突破300基点，跨境资金池企业通过NDF市场锁定汇差的操作频率提升至日均三次。

资本市场套利呈现多层次特征。A股与中概股估值差异在审计监管冲突期达到历史极值，2022年8月中美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后，部分跨境基金建立多空头寸组合，捕捉两地上市企业价差收敛机会。债券市场方面，中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幅度在2023年二季度达120基点，引发境内机构通过自贸区FT账户构建跨境收益互换策略，该模式需同步监控外管局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系数调整风险。

风险管控体系需构建四维防御机制。第一层为政策预警系统，需实时追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排除程序更新、中国商务部不可靠实体清单等政策信号。第二层为合规防火墙，跨境税务筹划需满足经济实质法（ESR）和国别报告（CbCR）要求，避免被认定为有害税收竞争。第三层设置流动性熔断机制，对大宗商品套利中的保证金波动设置动态阈值，2022年LME镍期货逼空事件证明极端市场条件下传统风控模型可能失效。第四层建立地缘政治对冲策略，通过配置黄金、数字货币等非主权关联资产缓冲制裁风险。

实操层面建议采用有限合伙架构隔离风险，例如通过开曼SPV持有跨境资产，利用双边税收协定降低预提所得税。对于高频套利策略，需在算法中嵌入监管语义分析模块，自动识别贸易文件中的敏感措辞。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G7国家推动的全球最低税率（GMT）实施后，传统离岸架构的税务优势面临重构，企业需在套利收益与合规成本间建立动态平衡模型。

当前中美博弈呈现长期化、复杂化特征，跨境套利机会窗口期呈现碎片化趋势。市场主体需将风险管控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适应，通过构建政策敏感性更强的智能决策系统，在合规框架内捕捉转瞬即逝的套利空间。未来随着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完善，新型数字货币套利模式可能成为下一个战略布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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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带水果上飞机吗？

一般水果是可以的，但有重大异味的比如榴莲等会对其他游客产生影响的不能

为什么美国长期采取自由主义的公平贸易政策

一方面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欧洲经济的恢复，美同日、欧之间的贸易冲突有所上升，浮动汇率制度加大了贸易摩擦和国际间协调的难度，美国的贸易政策开始日趋保守；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西方国家更多地重视经济政策，政治凝聚力减弱，贸易争端和摩擦日益突出。 这一背景使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作出巨大的调整：1．由力主自由贸易的立场转移到强调平等开放，对等竞争，双边互惠市场的公平贸易立场。 美国认为它的市场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借此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平等的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又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的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致使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这是不公平的。 美国贸易政策由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其主旨是一方面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致力于消除贸易伙伴的“不正当、不合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或做法”，为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打开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大门。 1974年国会通过贸易改革法，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分水岭，该条款使得贸易代表能够针对其他国家所谓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贸易做法进行反击，保证实现美国各项贸易协定下的权利。 1978年，卡特总统提出“自由贸易也必须是公平的贸易”，从而使“公平贸易”成为贸易政策的基调之一。 1985年9月23日，里根总统在“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概念，并组成以商务部长为首的贸易反击小组，以查明和制止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1986年美国通过“综合贸易法案”，强调要对实施“不正当、不合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或做法”的国家采取报复行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贸易政策向公平贸易转变的趋势。 而1988年对外贸易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的出台则在法律上确定了美国国家贸易政策中公平贸易的原则立场。 90年代初，克林顿上台，开始把“公平贸易”和对等原则作为贸易政策的基调，强调贸易伙伴在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必须对等的向美国开放市场。 布什上台以后，加大推行公平贸易的力度，继续推行经济全球化。 2．偏重双重标准。 贸易产生于贸易各方比较优势的不同，同时也会强化贸易各方的优势，促进产业风格的升华和产业的国际转移。 贸易各国之间不同领域的竞争优势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发展也反过来促进各国优势产业的发展，弱化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产业。 贸易本来是互惠互利的活动，但美国一方面高唱自由贸易大举进军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又挥舞着保护主义大棒保护国内市场。 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依据主要是国内法律，包括201条款（防止贸易损害）、232条款（国家安全）、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不公平贸易和授权总统进行贸易报复措施）、337条款（知识产权保护）等。 这些条款用国内标准评价国际贸易，奉行单边主义，很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贸易摩擦也在所难免。 3．由全球的多边主义单轨战略逐步转移到全球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并行的双轨战略上。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乌拉圭贸易谈判体制的形成，都是美国双轨战略的实际应用。 对外贸易政策日渐成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在对外贸易中，经济问题政治化成为主要问题。 与贸易有关的决策者面临着重大的利益和风险，对进出口的限制或者鼓励措施动辄影响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也会关系到美国国内数百万工人的生活和生存问题。 另外，受进出口竞争冲击的产业通常结成组织严密的特殊利益集团，通过选票、捐款、游说对参选的政要施加强有力的影响。 参选的官员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往往也会在贸易政策中实践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要求。

中美贸易战对人力资源的影响

中方目前仍强调中美经济关系是互利共赢，贸易战对中美属于双输，希望中美贸易关系回归健康路径；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多次表态称不会外部压力屈服，妥协让步或不是最终选择，最终贸易战是否升级取决于特朗普政府，但仍带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一、汽车行业：激励整车自主品牌延伸进入高端车市场，刺激零部件企业提升核心技术

①汽车产业链全球化背景下，中美摩擦无法避免。

中国崛起之路下一个攻克点在于制造业，而中美贸易战的背景是产业链全球化。 自我国一部分优质企业打入手机产业链，从零部件配套能力逐渐沿技术链向上攀升，现已基本具备不俗的手机整机生产能力。 而下一个中国可能实现缩小差距甚至弯道超车的产业链，公认是汽车产业链。 受益于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趋势，全球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洗牌加剧。

国内企业与国际品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中国企业有望以成本、核心技术在竞争中分一杯羹，目前我国已有部分零部件供应商打入全球产业链。 此前为引导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我国汽车产业政策要求外资品牌必须通过合资途径进入我国市场，并对进口车征收25%关税。 而美国此次发起贸易战可能对我国汽车行业提出诸如车企准入、降低关税、股比放开以及限制合资车厂技术外溢等要求，并进一步限制对美国智能驾驶等高新技术企业的并购行为。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无异于为美国“添堵”，中美产生摩擦本无法避免。

②贸易战利好整车行业，影响部分零部件出口企业。

1)整车环节：2017年中国进口美国131亿美元，加税25%将会重创美国进口车，特斯拉也涵盖其中，有能力向高端车升级的整车企业会受益，更加激发自主品牌抢占高端品牌市场，例如吉利Lynk&Co和长城的Wey；短期对美国整车企业负面影响，对中国豪车厂商偏利好。

中国自美国进口汽车金额近几年超过100亿美元，年进口汽车数量超过20万辆，占中国整车总体进口量约20%，体量较大。 进口关税由25%上升到50%，售价提升可能在20%左右，显著提升进口汽车售价将对进口车需求形成抑制，对美国本土整车企业而言形成负面影响，对中国豪车厂商偏利好，如华晨宝马等。

2)零部件环节：目前我国有170亿美元(25%)的汽车零部件(车轮和轮毂等行驶系统为主)出口到美国；从美国进口的零部件主要为传动系统、车身附件等，28亿美元(占比仅7%)。 国内零部件企业以国内市场为主，部分以美国市场为主的行驶系统零部件供应商可能会受波及。

③我国或加快国产化进程，关注核心在技术。

此次贸易战结果无论是是摩擦升级抑或谈判妥协，事件本身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制造加速前行的担忧，中国未来制造强国之路势必诸多坎坷。

对于汽车产业链，我国更有加速国产化进程的激励，或将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拉动内需以支持汽车产业，以培养一批在国际上具竞争力的优质零部件供应商。 而在这场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国内企业之间的角逐中，随汽车零部件技术更迭及消费者要求升级，从事低端制造的企业将逐渐被淘汰，未来关键是技术之争。

④对汽车关税下调的担忧缓解，汽车板块情绪向好。

中国政府有意降低汽车关税，前期市场担忧汽车板块受到外部冲击，总体行情表现较弱。 但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愈演愈烈，中国对进口自美国汽车加征25%关税，有助短期汽车板块情绪恢复，建议关注龙头企业。

二、农产品行业：加大国内商品价格波动

此前曾写过海天和中炬净利率的趋势分析，其中比较详细地拆分了两者的成本结构。 总体而言，大豆成本约占海天总成本的20%，中炬预计略高。

今天中国对美国进口大豆加税实施贸易反制，短期或将加大国内大豆/豆粕价格波动。 如果中美谈判顺利，美豆上市尚有时间空间，南美大豆尤其是巴西豆在此前可弥补需求缺口，下游企业盈利波动未必有情绪波动大。 因此尚需持发展的眼光审视此次大豆提税问题。

退一步讲，如果谈判不顺利，南美豆主导格局奠定，大豆价格上行成为必然，则此类系统性成本上行必将带来新一轮提价。 12/13年提价潮即来自于大豆涨价，海天先行提价，厨邦滞后半年。 预计此假设下，海天厨邦或将于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这一时间窗口再次提价对冲成本上扬。 但预计两强提价间隔窗口期显著缩短至一个季度(参考16/17年提价间隔)。

对奶价的影响：豆粕成本占养殖成本的5%上下，并非主料。 豆粕成本若上升会对养殖成本有一定影响，但比较小。 此外，尽管养殖成本端或受小幅度影响，但短期传导至下游的可能性也不大，大概率在上游体系内消化，因此我们认为短期不必担忧奶价会有即刻性的上涨。

三、航空业：长期影响偏利好

①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4月4日发布了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其中包括空载重量超过公斤，但不超过公斤的飞 机及其他航空器。

②对于我国目前航空公司所运营波音飞机来说，仅有B737系列(除B738MAX)属于此次对美加税清单中。 2017年全行业增加119架，航空公司资本开支角度，融资租赁和自购约占三分之二，即80架。 以每架集采金额4亿人民币计算，2017年全行业相应进口金额476亿元，航空公司角度318亿元。

③我们认为从此次飞机引进关税区间来看，是为了支持我国支线飞机制造业发展，我国航空公司与波音已签订单部分，所加关税或将由波音与我国航空公司共同承担。 目前波音飞机实施5%的最惠国税率，若加征25%的关税，每架飞机增加约1亿元成本，2017年新引进119架相应飞机，若与波音公司各承担50%，我国民航业将增加资本开支59.5亿元，按照年折旧率约5.5%，我国民航业每年将增加成本3.3亿元。

④另外，中美贸易战中方表现强硬，将推动人民币贬值，我国航司或将受到汇兑损失压力。 但中美贸易战将同时拉低全球经济需求，国际油价势必下挫，汇率和油价的扰动影响或将部分抵消，具体进一步测算需观察中美贸易战之后进程。

⑤中长期来看，如果贸易战持续，航空公司采购飞机或将更多转向空客，但由于空客公司订单已较为饱满，我国航空业或将在未来若干年运力投放更为趋缓，供给收紧较为确定，利好民航业供需改善，推动票价和航司盈利上涨。 整体来看，偏利好我国民航业中长期发展。

四、计算机行业：利好网络安全、自主可控等板块

①从中美贸易战双方的产品清单来看，对计算机板块直接影响很小：计算机行业公司主要以软件、服务器等硬件、信息服务为主，从USTR1300种名录，基本没有计算机行业公司产品，因此，对板块的直接影响很小。

同时，绝大多数计算机行业公司，在海外的营收占比不超过30%，且海外营收主要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仅有万兴科技（）、潜能信息等少数几家公司。

②中美贸易战，利好网络安全、自主可控等焦点板块：贸易战的不断升级，有利于推升更为事关国家安全和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性，利好网络安全、自主可控等热点板块。 从2013年美国棱镜门事件以来，国家层面一直从政策、资本、国产化等维度，全面支撑信息安全、自主可控关键设备、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培育，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化产业集群。 涉及到网络空间安全的核心产品和技术，核心考虑点即是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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